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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摘

刘桂明:法官与律师之关系:像雾像雨又像风

2011-09-27
作者:本站管理员   来源:本站

对法律人来说,说起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估计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更麻烦的是,不仅说不完,而且还说不透,甚至还说不清。

这是一个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社会话题,也是我要面临的研讨主题,更是一个需要所有执业律师和研究者共同思考的法学命题。

2004年6月,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贯彻落实《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的电视电话会议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法官职业与律师职业,同属于法律职业。法官与律师同受法律教育,同操法律语言,同循法律思维,同在法庭活动。可以说,法律是法官和律师的共同语言,法庭是法官和律师的共同舞台。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是一种职业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只能在法庭上才体现,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才存在。离开法庭,离开案件,泛泛地谈法官与律师的相互关系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是司法活动中发生的相互关系,是诉讼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关系,是案件处理中发生的相互关系。在法庭以外、案件以外,则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可能表现为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等等。但是,生活中的关系可能影响到职业上的相互关系。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控辩式”庭审得到普及,法官和律师职业上的关系在庭审中就体现为法官主持庭审和维持正常的诉讼秩序,有意识地引导当事人或控辩双方围绕诉讼要点进行陈述、举证、认证、质证和辩论;律师则依据法律,运用巧妙的言辞说服法官采纳自己的观点。法官与律师之间应当是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必须坚决防止生活中的关系影响到职业上的相互关系。

但是,又是几年过去了,这个当年精心设计、费心协调的良性互动关系目标却似乎依旧无法成为现实。

何故?何为?

我们看到,这种关系似乎存在两个极端:一是关系好得很,好到可以穿一条裤子,好到据说连判决书都有律师代劳;二是坏得很,坏到已经相互排斥、相互敌视,坏到已经水火不容。很显然,这是极端,也是个别。

为此,最近于9月18日在广州,广东省法官协会、广东省律师协会与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联合召开了一个主题为“法律职业伦理:法官与律师之间”并被纳入“第六届全国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专题学术会议”的学术研讨会。

会议开得很有意义,也很有趣,还很有效果。

尽管我对此研究不深,但我这十多年来始终关注这个问题。于是,我也应邀有幸参加了此次盛会。

在第一个单元结束之后,我结合会议主题和当下现实,提出了希望与大家共同思考的十个问题:

1、 法官与律师究竟是一种“亲家”还是“冤家”的关系?

2、 法官与律师之间究竟是一定要有距离还是一定要隔离?

3、 法官与律师最需要考虑的究竟是政治意识还是法律意识?

4、 法官与律师要敬畏的是法律高压线还是道德底线?

5、 法官与律师所面临的问题究竟是百废待兴还是积重难返?

6、 法官与律师之间的职业换位究竟是双向沟通还是单向流动?

7、 法官与律师的职业道德准则建设是已成气候还是难成气候?

8、 法官与律师的立场视角是着眼于个人人格的独立还是职业共同体的团结?

9、 法官与律师之间面临的障碍是受制于政治权力还是个人思维?

10、 刚才葛洪义教授说,所有的权力都是通过斗争得来的。而朱苏力教授则认为,规则的产生不是讲出来的,也不是做出来的,而是挤压出来的。那么,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一个学术命题还是一个实践难题?

当然,在我个人看来,这既是一个老话题,又是一个新课题;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命题;既是一个老难题,又是一个新主题。

最后,在会议总结时,我以四首歌的歌名分别概括了一天会议的四个单元。一时,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


“法律职业伦理:法官与律师之间”

  --第六届全国“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专题学术研讨会在广州闭幕

2010年9月18日,由广东省法官协会、广东省律师协会、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主办,广东省律师协会继续教育工作委员会、广东省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法律专业委员会协办,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地方法制研究中心承办的“法律职业伦理:法官与律师之间”--第六届全国“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专题学术研讨会在广东法官学院顺利举行。吕廷秀副书记代表华南理工大学、谭玲副院长代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杨日华副厅长代表广东省司法厅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在本次会议上,一批著名学者如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新疆石河子大学贺卫方教授、我校葛洪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范愉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蒋传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许身健副教授等,广东本地高校著名学者如广州大学副校长董?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石佑启教授、广东商学院法学院院长邓世豹教授、广州大学法学院(律师学院)刘兴桂副院长、中山大学任强教授等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来自法院系统和律师行业的实务界代表,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蒋惠岭副主任、《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刘桂明副总编、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钱卫清律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任宗理主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传处戴佛明处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费汉定副主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佘琼圣副庭长、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叶三方院长、广东省律师协会欧永良会长、朱征夫副会长、广东省律师协会继续教育工作委员会曹春和主任、广东省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法律专业委员会石治勇秘书长等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出席会议的代表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等院校,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四级法院系统的法官与与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律师业发达地区的代表。与会的正式代表共有一百一十余人。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葛洪义院长、孙国忠书记、徐松林副院长、刘国臻教授、喻磊副教授、官欣荣副教授、黄娟副教授、马建兴副教授、黄保勇副教授、周莳文副教授、余军副教授、夏正林副教授、李旭东副教授、滕宏庆博士、张友好博士、张云博士、冯健鹏博士、李秋成博士、蔡东丽博士、邹东俊博士等2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本科生50余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全国“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学术研讨会,为全国性专题学术会议,自2001年起已举行了六届,在法律界和法学界具有广泛影响,也对司法制度的建设和法治国家具体领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自第四届起由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开始主办。会议的宗旨是,希望通过研讨会的形式,能够增强法学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法理学者与部门法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促进法律职业界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提升法律人的职业素养和职业尊荣。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法律职业伦理:法官与律师之间”,针对当前法治国家建设中法官与律师两大职业系统之间存在的明显的问题与社会质疑,致力于向社会传递法官与律师之间值得信赖的关系信息,思考、分析和研究构建两者之间正常关系的机理,构建法官与律师的制度性合作,促进社会和谐与法治进步。

本次会议收到来自学界和实务界的论文七十余篇;会议研讨分为四个单元进行,分别是:“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及其面临的挑战”、“法官与律师之间:律师视角”、“法官与律师之间:法官视角”、“法官与律师之间:制度及其反思”。学者、法官和律师代表二十人做了主题发言,并且在主持人、评议人和现场代表的精彩互动下,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会议气氛热烈、讨论深入,不乏代表之间针锋相对的争论。

本次会议是“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系列研讨会中参加人数最多、论文数量最多、实务界朋友参与度最高的一次会议;议题广泛受到新闻界朋友关注的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将为推进法官与律师的合作、提高法官与律师行业自律水平、丰富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研究、提升地方法制建设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冯健鹏)





  会议全程详情写真:

  一、“法律职业伦理:法官与律师之间”

  ??第六届全国“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专题学术研讨会开幕

开幕式由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徐松林教授主持。首先由研讨会主办单位领导致欢迎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谭玲副院长、广东省司法厅杨日华副厅长、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吕廷秀先后致辞;紧接着承办方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地方法制研究中心主任葛洪义教授介绍了本次会议筹备情况。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谭玲副院长在致词中,首先对本次研讨会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本次研讨会主题鲜明、内容重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其次,她代表省法官学院对本次研讨会的与会代表表示欢迎。她接着介绍了省法官协会的工作成效与调研成果,认为论坛的举办对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作为主办此次论坛的东道主之一,表示将做好服务工作,欢迎与会代表对广东省地方法制建设进行指导、建言献策,并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广东省司法厅杨日华副厅长在致辞中表示,本研讨会作为我省法律界的盛事,邀请全国著名专家学者、法官与律师共聚一堂探讨问题,必将取得丰硕的成果。杨厅长认为,法官与律师拥有共同的法治理想,同为法律的实践者,存在诸多职业共性,有相同的职业背景,相同的法律认知,共同维护法律尊严和提高司法公信力,应彼此尊重、平等合作,形成相互独立而又互相监督的良性关系。司法厅也非常重视律师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纪律的教育,有助于律师遵循法律职业伦理并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有利于建立律师与法官的良性职业关系,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今年7月,广东省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致力于推动法官和律师之间的交流而搭建的互动平台。作为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后第一次大型的研讨会,通过集思广益和广大与会代表的积极参与,研讨会必将促进律师与法官的相互了解与交流。

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吕廷秀代表华工大向与会领导和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他指出,全国“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研讨会作为法学界高层次的学术会议,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已承办三届,这是华工的骄傲,也是对我校法学的认可与支持,为我校师生提供难得的学习机会。随后,吕书记介绍了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近年来所取得的骄人的成绩。他指出,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广大师生的努力外,还有赖于法律界对学校工作的支持。最后,吕书记代表华工向与会领导对华工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预祝研讨会取得成功。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地方法制研究中心主任葛洪义教授介绍本次会议的筹备情况。葛教授首先阐明了本届研讨会主题的确定的考虑。他指出,现实中,法官与律师之间正滋生着相互不信任的情绪,有些法官与律师组成坑害当事人的团伙,这些情形损害了法律人职业群体的形象,而我们所应当做的便是从情绪性的思考中走出来,构建两者正常的良性关系,而良性关系的构建是建立在自我约束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将第六届全国“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研讨会的主题定位为“法律职业伦理:法官与律师之间”,期待通过研讨会,促进法律职业伦理的法学理论的探讨。他同时指出,伟大的制度都是斗争出来的,研究法律职业伦理必须深入到地方实践中,因而,从这个层面而言,研究法律职业伦理也是地方法制研究的组成部分。其次,葛教授对研讨会的主办方广东省法官协会和广东省律师协会的积极举办表示感谢。最后,葛教授指出,本届研讨会参与热情提高,实务派代表与学界代表各占半,其中不乏来自著名高校、最高法院等单位的新秀及著名律师,本届研讨会是实务界代表参与最多、征集论文最多的,共征集70余篇论文,并附有规范性文件汇编和9篇外文翻译,丰富的材料提升了研讨会的质量,相信本研讨会将对法学理论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第一单元:法律人的职业伦理及其面临的挑战

该单元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任宗理主任、《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刘桂明副总编两位嘉宾主持,朱苏力教授、蒋惠岭副主任、钱卫清律师先后作了主题发言,贺卫方教授、董?教授对上述发言做了评议。

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首先做主题发言,题目是《面对司法的意识形态难题》。苏力教授以普遍存在于中国农村的彩礼返还难题为视角,通过探析法院对彩礼返还问题的处理途径的历程,揭示了彩礼返还问题所面临的司法意识形态难题,而法律界对彩礼返还问题的解释和处理模式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意识形态的争论,在解读和处理这一问题中,法律人更多地考虑职业利益,不够坦诚。他认为,法官的思考是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挤压下发生的,而不是沿着所谓的法理或法律解释的道路前进的;尽管个体法官的思考几乎是机会主义的,但诸多法官的行动累积起来,通过司法体制的互动,却会对整个法律的变革产生革命性作用。最后,苏力教授指出,法律人应忠实于社会与人民,表达人民的真实需要,自欺欺人对法学研究及职业伦理培养没有好处。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蒋惠岭副主任主题发言的题目是《法官职业道德准则缘何难成气候》。蒋主任首先指出,本届研讨会的主题细腻而精深,基于现实的社会司法背景,安排探讨此论题时机恰当,研讨会对司法制度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作为法官职业道德准则的起草人之一,蒋主任结合自身的研究经验,介绍了法官职业道德准则的制定及实施情况。他认为我国的职业道德困境的探讨有所缺失,尽管十来年的努力有所进步,但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其中的缘由与法治的气候、法治发展水平、司法水平、社会期望、法官的权威以及现实中影响司法最终决定权的上访等机制各种因素有关。蒋主任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做到四点:第一,统一法律人的行为标准;第二,统一法律思维模式和思维标准,培养共同的思维模式及以此形成的结论;第三,统一的实施机制;第四,完善辅助的机制。最后,他指出,所有法律人抱团,才是中国法治的唯一出路,从而进一步促进司法改革和完善,实现理想的法律职业状况。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钱卫清律师作了题为《法官和律师的职业伦理底线》的主题发言。钱律师结合自身二十多年的法官生涯及十一年的律师执业经验,重点谈了法律职业伦理的底线。他认为,法官职业伦理的底线在于法官不应成为自己的法官;律师职业伦理的底线在于律师不能成为自己的律师,而律师与法官关系的伦理底线在于彼此应相互尊重,不要相互轻视或鄙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分裂愈演愈烈,矛盾越来越突出,原因在于彼此伦理逻辑的不同而产生的不解和错乱。基于上述判断,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厘清各自职业伦理,把握各自生存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其次,对各自的职业价值追求及理念的不同内涵要界定清楚;再次,要形成制度化的力量,伦理制度的构建要形成体系化,从而使律师与法官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产生美。

主题发言之后,评议人进行了评议。

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首先对苏力教授的发言作出评议。他认为,第一,苏力教授因法律人的意识形态不符合社会生活本身而将其视为不合理,然而,法律人的意识形态与一般群众的意识形态必然存在一定距离,法律人的意识形态超越了社会发展,对社会起到引领作用。这种差距有多大则是应该反思的问题。第二,苏力教授以彩礼为例证,而婚姻家庭法这一领域与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关,彩礼习俗化的状态具有特殊性,因而,不能将法律人对彩礼返还的看法及处理模式简单归结为法律人虚伪的意识形态。他指出,坦荡承认法律人的职业思维与社会生活的区别未尝不可。随后,贺教授对钱律师的发言进行评议,他认为,钱律师的发言提醒我们:法律职业三分支的逻辑起点是不一样的。最后,贺教授以李庄案为例说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分裂以及法律人公然践踏法治的悲哀现实,而学术界对李庄案看法的分裂也昭示出法律职业发展的低下状态;三位发言人也展示了这一困境:法律人一方面推动职业伦理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践踏职业伦理。

广州大学副校长董?教授在评议中提到,法律人职业的责任感都很强,但具体到每个人的看法及结论,又有所差别,这种差别很正常,是因为地位、角色、职业的不同而导致的。朱苏力教授讲到法官和律师各自追求的利益,不纯粹是经济利益,包括政治和职业利益。在苏力教授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调解”,调解是现在司法大肆追求的效果,我认为也是司法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现实却已沦为司法最无奈的选择。蒋法官提出法律人的出路在于法律人要团结,共同担当法治的责任,怀有共同法治理想与理念的支撑,但现实是法律人的对抗与分裂,很难团结,因而,很难在整体上推动法治建设。钱律师角色的转换对法律人的对抗与分裂有着更深的体会。其实,法官利益化考量并不普遍,但律师却持有相反的观点,这缘于法官与律师之间的不信任与芥蒂,在这种背景下,研讨会题目非常有现实意义。芥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角色不同而产生心理差异,职业不同而缺乏了解、互动与信任。解决办法在于建立正当的沟通交流机制,同时法官和律师应遵守职业道德。

评议人进行评议之后,进入自由发言与提问阶段。

华南理工大学马建兴副教授认为,法律人追求利益是共性,关键是要取之有道,这需要自律与他律,而本土资源在法律职业伦理的构建方面有很深的挖掘价值所在。中国政法大学许身健副教授指出法律职业伦理和一般民众的伦理要求存在差异,有些要求比较高。举例说明律师有时触犯职业伦理规范可能是无意的。广州大学法学院刘兴桂老师向蒋主任提问道,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和律师的伦理底线公开讲的和私下做的不一致,五条禁律能否起作用,又能否建立确定的机制。中国人民大学的范愉教授则针对贺教授的发言指出,其坚决反对把对一个事件的评价态度作为讨论整个职业共同体的职业道德伦理的判断标准,对于法官的判决不要妄加批评,毕竟没有历经司法程序了解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但现实中很多学者都是这样。华南理工大学的滕宏庆博士认为法律人不仅有分裂,也存在角色互换的情况,法律职业的流通和沟通可能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发展。

随后,发言人对提问做了回应。

朱苏力教授认为,法律人可以有意识形态,但必须把事情做好。法律人在彩礼问题上的自欺欺人,谈不上法律人的团结,每个人要坚守职业道德,将自己的理想与社会理想相分离,不能以自己的理想来替代社会理想。蒋惠岭法官认为法律人的团结是指法律人有共同的平台与语言,言行不一的情况是正常的,需要一个训练过程。法律职业道德伦理问题的研究以后要多收集一些更为细致的问题并作梳理,进行脚踏实地的研究。钱卫青律师指出,法律职业伦理构建的最大障碍来自于公权力对所有行为的左右,公权力的私用以及公用于小集团。贺卫方教授认为,学者的伦理不仅包括要依证据而说话,还包括不应对事实清楚的邪恶现象视而不见,其对李庄案的批判所依据的事实部分的认知,是基于官方及媒体的披露,是根据毫无争议的事实作出的判断。董嗥教授则提出构建法律职业伦理的三个意见:法律人要讲信仰、讲诚信、讲规则;法律人要学会换位思考;律师遇到不良法官就去揭露,而不是去迎合。

历经激烈探讨的自由发言与回应阶段,主持人刘桂明副总编对本研讨单元进行小结。刘总编首先对主办单位选取主题表示肯定。而关于如何解决法律职业伦理面临的挑战问题,通过本单元的研讨,他认为不是很容易解决。同时,刘总编提出法官与律师关系的值得思考的问题: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是亲家还是本家,在空间上是隔离还是保持距离,两者是政治意识还是法律意识的分歧,法律职业伦理的重构是百废待兴还是积重难返,法律人是双向流通还是单向流通,法律职业道德准则是已成气候还是难成气候,法律人是个人独立还是形成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道德建设的障碍是来自公权力还是职业共同体内部的分歧。

  三、第二单元 法官与律师之间:律师视角

该单元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院长蔡镇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传处戴佛明处长主持,李建新律师、孙敏律师、潘少华律师、谢文辉律师先后做了主题发言,范愉教授、佘琼生副庭长对上述发言做了评议。

广州市公职律师事务所李建新律师发言的题目是《律师执业履职的制度环境与分析》。他指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律师定位的影响非常大,伦理规制的缺失和商业化路子使律师执业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一,职业纪律要求越来越严,甚至是超越法律的要求;第二,律师的微观制度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前比较自由,法官与律师关系也比较和谐,但近年来开始紧张;第三,律师跟当事人的关系出现很大的变化,律师不仅要考虑本方当事人,还要考虑对方当事人的要求。

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孙敏律师作了题为《论遏制法官和律师间利益输送的路径》的主题发言。其根据自身的职业经验指出,法官与律师较量除了地位和金钱,还有专业水平。其认为专业水平能够有效遏制利益输送,因此,不能机械地断绝法官与律师的联系,而应是进一步加强尊重专业水平、看重专业水平、根据专业水平来树立口碑的氛围。当然,该堵的地方还要堵,要制定操作性强的规则,落实公开审判、透明制度。通过疏堵结合、开辟沟通平台,来遏制法官与律师的利益输送。

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潘少华律师主题发言的题目是《法官与律师的关系:应然与实然》。潘律师在发言中重点阐发了两点个人感悟:其一是对法官与律师关系治理方式的反思,法官与律师关系的治理不断趋于严厉,然而非正常关系仍愈演愈烈,运动式的清查、学习讲话、写总结的思想教育方式很难深入人心,关键环节在于建立有效的共同职业伦理机制来规制,并且内部监督更有效。其二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并没有建立起来,其困境是受制于体制。

广东广法律师事务所谢文辉律师主题发言的题目是《试论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成因及相应对策》。他指出,目前法官与律师的形象并不好,而如何提高法官与律师的形象呢,法官与律师在重大的法律事件或制度改革中应有所作为,此是树立形象的好时机。同时,他指出,法官与律师不应相互攻击,各自应以最大的理性去评价和包容对方。

主题发言之后,评议人进行了评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范愉教授认为目前对律师的评价不是以技术专业水平来评价,而是过多地以道德伦理来评价。她指出,从发言中听到律师对行业伦理的关注。孙敏律师的发言提出能不能以专业水准作为遏制利益输送的适度补充方式,运动化的方式存在问题,应通过行业自律来解决。谢文辉律师提出律师与法官应参加公民的活动、政治事件,两个群体之间应实行理性沟通。同时,范教授认为,法律职业伦理问题包含三层次的伦理,即个人伦理、行业伦理、政治伦理。在中国个人伦理的评价不足。法律职业伦理首先是个人伦理层面的问题,行业伦理的设置有赖于个人伦理,且行业伦理是通过大量的经验积累而构建的,没有传统的行业自律而强调激进的法律职业伦理,实际上是一个悖论。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佘琼圣副庭长在评议中指出,关于法官与律师的关系,社会舆论首先想到的是不正当的关系以及暴露出来的腐败案件。然而,利益输送是个别现象,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当关系,当然也存在提升和改善的空间。其对发言人所分析的制度原因和解决对策表示赞同;对李建新律师发言中提出的律师地位多元化问题深有感受:律师首先是法律人,然后才是经济人,地位多元化问题必定产生冲突,产生冲突时,律师应用职业伦理来约束追求经济利益的冲动。同时,他指出,律师的风险收费机制使律师面临道德风险,建议对风险收费机制进行改革。非常赞同律师发言中的提升法官与律师正当关系的意见。他认为,律师应致力于查明案件事实并帮助当事人合理表达诉求;律师对法官监督,约束其职业行为;律师与法官之间树立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才是解决之道。

在自由发言与提问阶段中,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张友好博士提问道,律师与法官的交往,应保持多远的距离?南京大学法学院熊静波博士则向范愉教授发问:个人、职业伦理与国家伦理冲突,应怎么办?

范愉教授在回应发言中指出,在三层次的伦理当中,政治伦理更为重要,行业伦理高于个人伦理,三层次职业伦理的冲突进一步促进了职业伦理的构建与进步。李建新律师在回应发言中表示,制定那么多的规章,却没有完全明确提出界定距离的问题,其认为法官与律师之间的距离问题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主持人蔡镇顺教授在研讨单元小结中指出,法官与律师之间关系的话题很沉重,虽然法官与律师之间关系的规定很多,但问题也很多。法官与律师之间关系的问题,规定能够解决问题的很少,是权力配置的问题,而这有待各位同行积极探讨。

  (记录、整理:冯传林、洪丹娜、阮汨君;审核:李旭东。未经发言人本人审核)

  四、第三单元 法官与律师之间:法官视角

该单元由广东省律师协会朱征夫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蒋传光教授主持,费汉定副主任、陈雪梅副主任、任强教授、杨宝强法官、邓肇欣法官、张岭南法官和韩雯法官先后作了主题发言,徐松林教授、欧永良会长对上述发言做了评议。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费汉定副主任发言的题目是《法律思维语境下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关系的建立》。他联系自己十年的法官工作经历,分析了广东法院2008年“11.13”案件发生前后法官与律师之间关系的变化。他认为,遏制司法腐败是世界难题。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三个认识:第一,法律职业共同体意识是什么?我们的职业教育有没有让我们深刻认识法律职业共同体,在工作实践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关系也很微妙,也没认识到。第二,法官与律师的关系不能靠隔离,要靠交流。禁止的手段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而应该加强沟通交流,形成司法实务、理念的共识。第三,必须要搭建一个法官和律师交往的稳定的平台。可以通过共同的培训,加强内部交流,如法院指导意见的交流,从而解决两者的关系问题。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的陈雪梅副主任作了题为《规制法官与律师关系异化的“双视角”思考》的主题发言。他主要探讨了法官与律师的关系异化实际问题中存在相关问题。他指出解决该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应当从“现阶段”和“远景”的双视角出发循序渐进。从近期可操作性的层面来看,需扩大解释“回避”制度、试行法官晋级晋升征求律师协会意见、建立律师与法官的平等交流沟通机制、建立“从业报告制度”、禁止法官重操“旧业”、引入风险预警管理(律师评价法官的措施,防止一部分的交易)。从远景来看,其根本策略是提升法院与法官宪法地位和法官职业的吸引力、加强律师权利保障、鼓励律师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去竞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中山大学法学院任强教授的主题发言题目为《光荣、梦想与堕落:职业化进程中的律师和法官》。他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第一个问题是,律师和法官的法律信念是什么?两者在职业规范上是有区别的。在律师的职业规范中,当事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方。律师的行为是一种服务性行为,其行为不可避免的与金钱挂钩。律师除了职业化,还有商业化,其必须以职业化来约束。法官不同于律师,其要求裁判中立,他们是社会良知的体现。律师和法官他们都运用共同的法律思维去处理案件??这决定了两者是可以沟通的。总之,法律人应是一群为法律信念奋斗的群体。他特别指出律师,尤其是关注弱势群体的律师,是社会的脊梁。但在我国,很多这样的律师都处于非常艰难的处境。第二个问题是,诉讼中的律师和法官。在我国,具体调整两者行为关系的规范很少,而西方很多。接着他联系曾参加的调研,结合例子说明现实的法官偏颇问题。他指出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1)法官只与一方律师交流经验;(2)法官不能主动回避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案件,同时回避的范围不能仅限于“近亲属”关系;(3)法官不能主动披露个人相关信息;(4)法官不能热衷于社会兼职、学术团体,落入利益陷阱。同时,他进一步指出了在中国对职业规范的误解。职业规范不仅包括伦理和道德,而且应是总的法律规定,可以作为诉讼的根据。对其管理应交给一个超然的机构,组成律师纪律法院和法官纪律法院,或者由律师协会、法官协会、检察官协会联合组成的纪律法院来专门处理违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法律职业伦理的相关规定缺少具体的处罚措施,缺乏可行性,其内容多是劝诫,还经常将生活和职业行为混为一体。我们没有理由禁止法官和律师的生活中的交往,没有理由干涉法官的非职业行为。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杨宝强法官的主题发言为《关系网络中的法律人??对法官和律师关系的另一种解读》。他首先联系了个人职业经历谈谈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看法,还分析了专家型法官路线的利弊。他围绕着法官的两个定位,基于现实来思考法官和律师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定位为角色错位的社会资本追逐者;第二个定位为行走在钢绳上的舞者。在他看来,法官应以独立的判断去追求公平与正义,而现实中很多法官却基于自我利益保护的驱动,在法律力量的博弈的空隙中寻找趋利避害的裁决与判断。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法官的处境,让其脚踏实地。

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邓肇欣法官作了题为《法官与律师法律职业角色的伦理定向》的主题发言。她将法官角色作了三方面诠释:一、超然的中立者。现实政策的导向以及媒体的影响,使得法官已经变成了利益的平衡者。因而,审判工作也变质了。二、法律的忠实仆人。法官是法律信仰的最虔诚者、法律信仰的传道者。法官必须保持对法律的信仰,这是维护法律权威性的需要,也是法官这个角色应有的品质。但现实中农民工拍卖判决书、判决打白条、信访终结制度等影响对司法系统的信心与权威性。三、正直廉洁的君子。法官不仅要做到“身子正”,还要做到“影子正”。审判流程和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更要在外在树立公正廉洁的形象,这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是树立法院良好形象的必然要求。但法官职业伦理教育对此有所忽视。法官与律师之间交往过密(搞公关)或者交往过于生疏(对抗),甚至刻意放弃正常的朋友关系。这不利于我国的法律进程,也不利于法官和律师关系的发展。法官和律师拥有共同的法律语言,应当互相尊重、互相交流。对于如何让法官与律师进入法律职业伦理的角色,她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三方面措施来解决:第一,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培养;第二,培养法律共同体;第三,加强对违反职业规范的监督和惩罚。

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张岭南法官主题发言的题为《论法官与律师职业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其指出在法律职业群体中,法官和律师群体之间的关系尤为微妙,两者之间的非正常交往将极大地损害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虽说早有类似《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但收效甚微。法官与律师之间的猜忌隔阂阻碍了法治进程的推进。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点来探讨两者的良性互动。第一,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只是为实现法治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在法律职业中的分工不同,在诉讼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而已。法官与律师应当互相尊重、理解和认同,避免无端推卸责任,相互指责。第二,他们遵循相同的法律规则、职业思维、价值信仰和道德规范,这是法律职业群体之间良性互动的基础。第三,良性互动是一种应然状态。第四,良性互动的基本路径:强化职业准入、完善交流制度、培育职业尊荣、健全职业保障。

清远市清新县人民法院韩雯法官主题发言的题目为《以法之名,如何分工保公平》。指出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这不仅要求有一个优秀和健全的司法体制,同时要求有一个高素质、高效率的司法群体。社会对公正的期许很大程度上寄寓于法官和律师,在某种意义上,法官和律师已成为法律和正义的化身。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的实现始终离不开人的因素,然而一个良好的制度只能约束法官和律师的外在行为,却无法规范法官和律师的内心世界,只有外部的制度建设和内部的法律职业伦理规范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法治的目标。因此说,培养法官和律师的职业伦理,是维系司法公正的基础。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制度,规范法官和律师的执业行为,才能保证法官和律师以法律的名义,共同维护好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主题发言之后,评议人进行了评议。

评议人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徐松林教授针对以上发言提出自己的感想。首先,他对以上各位的发言表示积极肯定和赞成。其次,他特别指出目前存在着的一些阻碍律师和法官彼此理解的微观制度,比如说刑事案件的“发改率”、错案追究制度、庭前羁押制度、申诉不减刑等。他感慨于这些微观制度设置的不合理,认为这对律师和法官的正当交往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

评议人广东省律师协会欧永良会长对以上所有发言者表示了感谢和肯定。他在评议中特别提到了杨宝强法官提出的博弈压力,以及法官在整个工作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对于邓肇欣法官提出的司法研修所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根据他在律师职业培训以及进修过程中所接触到的,他认为信息的不对称会让法官认为律师不专业,而律师也会在法官判决与其预想不一致时会认为法官有问题。法官的挑战在陈雪梅法官的文章中也有所体现,陈法官在其文章中提出的规制策略和远景也是相当有意义的。欧会长在评议中特别指出,文章中对律师收入的认识有所偏失,与实际中相比还是不够全面的。

评议人进行评议之后,进入自由发言与提问阶段。

有位法官联系身边的经历重点谈到了法官怎么帮助律师、律师如何帮助法官的问题。他对任强教授所举的某一例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对费汉定副主任在主题发言中谈到的招录法官时“五个严禁”无人完整回答出事情的看法。他还重点提到了法官怎么帮助律师、律师怎么帮助法官,他还举例如“律师和双方当事人吃饭,在饭桌上将案件调解了”、“当事人不吃饭,不信任法官”等,这是把不正常的高尚作为正常的高尚。

随后,发言人对提问做了回应。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费汉定副主任表达一个观点:在现在,法官的职业伦理在受限和弱化。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不仅是法律工作者,还是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强调社会效果。但现实中对法律工作者印象不好,原因有很多,也无可奈何。很多时候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法律工作者,希望请大家理解。

中山大学法学院任强教授针对建立法官纪律法院提出一个建议,他主张借鉴德国的模式,建立一个超然的机构。比如建立法官纪律法院、以及最高院曾建议建立的一个纪律规范委员会等。同时,他还针对质疑者作出了回应,他不是针对例子,而是针对观点提出。

五、第四单元 法官与律师之间:制度及其反思

该单元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蒋惠岭副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石佑启教授主持,范愉教授、刘兴桂副院长、许身健副教授、王学堂律师、余军副教授和冯健鹏博士先后作了主题发言,文民律师、黄娟副教授对上述发言做了评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范愉教授作了题为《规制与自律之间??律师自治及律师职业伦理,以日本为例》的主题发言。她在发言中首先指出职业共同体必然导致关系的密切,这需要通过隔离来规范两者的关系。通过对日本的律师自治和律师职业伦理等问题的研究,她发现日本所有的伦理规范都是具体的,通过隔离形成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在日本,律师被定位为在野法曹(国家或社会法律工作者)或自由职业。日本的行业自治以及律师、法官间正常的对话使得司法界的廉洁程度比较高。但这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公众对法律人的评价不高,过度精密化使之脱离民众。日本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引进更多的民众评价机制。欧美各国的行业自治在不断加强,然而司法伦理的问题也在加剧。这就出现一个悖论:不可能有完美的制度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做的是从个人的伦理行为做起。

广州大学法学院(律师学院)刘兴桂副院长的主题发言题为《体制内的强弱之争??法官、检察官与律师的对话》。他在发言中首先提到了2008年由广东省律师协会、广州市司法局以及广州大学法学院三方联合建立的律师学院。律师学院的建立是培养上岗律师的,学院会定期邀请较高级别的法官、检察官来与他们交流,效果甚佳、关系很微妙。三方处理关系的原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应当交流;而所采用的方式不能以牺牲某一方或者专业价值为前提。不同职业角色的定位取决于大环境。最后,他提出作为职业共同体的老人,我们怎么样去培养后人,教给他们怎样的关系准则的疑问。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许身健副教授作了题为《律师的委托人责任与法院责任的责任伦理冲突》的主题发言。他指出,现实中更多地关注司法腐败的问题,实际上律师和法官、法院的关系不限于此。他指出了律师的两大责任:一、委托人责任。其强调以委托人为中心,包括忠诚、胜任、保密义务;二、法院责任。律师对委托人、对法院责任存在冲突,在冲突中,对法院的责任优于对委托人的责任。目前,我们国家法律伦理研究上在强调宏大,但技术性的行为规则研究不足。尽管在中国理论与法条有区别,要确定一个详实的规定以确定现实和标准存在多大距离,同时他认为对律师的惩戒要吸收其他的社会力量。

佛山市禅城区政府法制办公室王学堂先生的主题发言为《法治思维10年之嬗变:从律师回避到法官退出》。他以自己十三年法官、十年公职律师的职业经历谈了角色转变中的自身感受,并围绕律师回避到法官退出中的法治思维的变化,着重分析了回避制度。回避制度设立的法理意义就在于将影响公正的因素最大限度的排除。传统乡土社会中形成的人伦关系的“差序格局”,使得“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而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序上的伸缩”,受这一与法治理念格格不入的传统伦理观影响的法官在审理与自己有某种人伦关系的案件时常处于尴尬境地,为保证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免受人伦亲情与司法公正理念的双重压力,我国立法关于回避设立较其他国家更为严格的制度,突出就体现在对律师这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规范上,但由于制度设计失误,致使这一制度和机制并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他从制度设计层面入手,分析10年间律师与法官关系规范的历史路径,以期对这一制度予以完善。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余军副教授作了题为《美国的律师职业危机论及其启示》的主题发言。他指出,在我们谈到法律职业伦理时,总会不自觉的存在着“价值预设”。我们要构建法律职业伦理,首先要弄清楚西方法律职业伦理的内涵。西方传统的法律职业伦理包括“公共性职业主义”与“技术性职业主义”之二元价值。美国的律师职业危机论者认为,由于“法律商业主义”的盛行使得“技术性职业主义”得以强化并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从而导致提倡律师对社会正义、公共利益负责的“公共性职业主义”彻底沦丧,后果导致普通公众无法得到充分的帮助;“技术性职业主义”所倡导的对抗制诉讼程序伦理、“当事人忠诚”原则(实际上忽视了人们的财富和智力的差异),以及律师职业的“自我规制”(实际上成为律师寻求自我利益的特权,造成法律服务市场垄断)均对公共道德伦理以及社会大众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然而,我国当下主流学界以及律师实务界所推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实际上是对西方法律职业中的“技术性职业主义”无反思的借鉴与模仿,忽略了公共职业伦理,缺少规制措施,忽视了其在当下所遭遇的批判与困境。因此,他认为在强调技术性职业伦理的时候,应注重国情。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冯健鹏博士主题发言的题为《法官职业伦理的实现??以美国为对象的比较与考察》。他在发言中介绍了美国的法官职业伦理的情况,主要关注美国法官职业伦理实现的机制。他指出,法官职业伦理不仅是道德宣教,更是约束法官行为的规范、是限制利益集团的制度。以美国的法官职业伦理为例:在伦理的规范层面,美国法官伦理的基本准则和实用主义都与中国大体相似;但是在伦理的实现机制层面,美国有细致的程序规则来落实法官职业伦理;在伦理实现机制的社会历史因素层面,一方面应当看到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更应关注这一整套实现机制的社会特征,即以宪法为基本理念和基本依据、实现机制的程序性以及多元社会结构下的社会化实现途径。通过这三个层次的比较和考察,可以为分析和解决中国在建构法官职业伦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思路。

主题发言之后,评议人进行了评议。

评议人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文民主任对以上发言者的意见表示肯定。他从律师实务角谈及自身感受,认为最近一些律师与法官不正当交往的案例的出现损害了司法制度。他认为法官与律师的关系并不是猫和老鼠的关系,而应该是同一战壕战友的关系,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共同的教育背景、共同的法律舞台,职业不同只是分工不同。他指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或改革:(一)经济体制方面改革。(二)各项规范制度的建设。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规范律师与法官之间的正常交往。(三)完善律师与法官不正当交往的惩罚制度,目前的违法成本太低。(四)建立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培训制度,建立法官与律师间正常的交流平台。

评议人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黄娟副教授首先对范愉教授所提交的发言提纲表示了赞赏。她认为范愉教授就律师的定位为在野法曹的切入点非常好,很多困惑的产生就是根源于这种双重的地位。法律职业伦理不仅形成于职业内部自制,还形成于国家对其的外部规制。这需要我们在国家规制和行业自治方面寻找一个协调。将日本的情况置于中国的语境当中,哪些问题是具有可类比的,哪些问题是不可比的,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得关注的。其次,黄娟教授针对许身健副教授所提到的律师对委托人的责任和对法院的责任的冲突问题,她认为是个律师选择问题。影响其选择的是律师自身伦理问题,还取决于其他因素。谁优先并不是个绝对的。对于余军副教授和冯健鹏博士所提到的美国的相关问题,她指出了几个疑问:法律商业主义在中国是否存在?是否存在法律职业共同体?这都是需要考虑的。她还指出对抗制诉讼程序更多的是在技术层面寻求案件真相,不能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考虑。另外,她还就市场失灵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评议人进行评议之后,进入自由发言与提问阶段。在此过程中,相关发言人也作出了回应。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喻磊副教授结合身边的真实例子谈到解决法律职业伦理的问题关键是实际上要怎么操作。尽管我们在技术上和法律上作出了努力,但却没能收获预期的效果。他指出,这本身不是法官和律师之间的较量,实际上是利益冲突。网络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作用,靠体制内来解决问题的作用非常有限。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滕宏庆博士结合访问学者的经历,对比了美国和印度相关制度和现状。他重点谈到了美国联邦大法官构成的问题,以及印度在处理积压案件的态度上。他指出探讨法官和律师关系的主体最终应回归到法学院。同时,他指出法律职业伦理都在讨论却做不好的问题是依附于大环境的,没有职业的认同感,很难解决律师的职业权利保障问题。而且技术性问题缺乏智慧解决,协商成本非常高。

又有提问者向刘兴桂副院长提出深圳两级法院有些法官流向律师的事件,他们是不是抢了普通律师的饭碗?是什么样的强弱之争?刘兴桂副院长对此回应道:律师辞职是他们个人考虑的结果,整体队伍是发展的。律师处于弱势地位,同时律师要有危机感


摘自:广东地方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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